当我们追忆杨绛的时候，我们在追忆什么

走在人生边上的“才女贤妻”，终于寻觅到了归途。

昨日凌晨，著名女作家、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、钱钟书夫人杨绛去世，享年105岁。

经历了前几日的“病危住院”风波，这个消息的到来显得既不那么真实，也不那么突然。高寿离世，这是喜丧。自此，再不用她一个人，怀念“我们仨”。

大师远去后人敬。世人习惯称杨绛为“先生”。这个称呼放在女性身上，已表达了足够的敬意。自民国以来，能被称为“先生”的女性都是不普通的，杨绛先生就是这样的人。

78年前的5月25日，那个说着“我们在谈论爱情时，就像知道自己在谈论什么一样”的雷蒙德·卡佛来到人间；78年后，我们向仙逝的杨绛先生告别，也不禁要自问一句：“当我们追忆杨绛时我们在追忆什么？”

钱杨二人的爱情和婚姻，或许是答案之一。“你没有订婚，我也没有男朋友”的一拍即合与“执子之手，夫复何求”的一生挚爱，提供了教科书式的情感典范。但我们对杨绛的追忆与缅怀，绝不只出于对一个名人家庭生活的好奇心，更是对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深切感念。

杨绛先生一生的大成就在于翻译。下放干校期间，她完成了译著讽刺小说的巅峰之作——八卷本的《堂吉诃德》。这部译作的问世，令时任国家领导人的邓小平同志也甚为惊讶。时至今日，在西班牙语翻译界，人们常称杨绛先生为“老前辈”。

因而我们敬畏杨绛先生，是敬畏她治学严谨的学术精神。我们敬畏杨绛先生，不是敬畏她个人，而是她这样的人：有大学问、有风骨，勤勉不倦，是个真正的读书人。

不仅如此，我们的追忆与缅怀，又是基于自身的缺憾赋予了杨绛先生浓重的情怀想象。读她的书，看她的文章，面对她的专注和从容，是对很多人的内心荡涤和生活反思。

财神爷当道的时代，人世间成了争权夺利、争名夺位的“名利场”。借用纪录片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的导演叶君的话说，许多大学生成日忙得不可开交，“一个个跟怀揣着5亿合同似的”。

“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人世间，人生一世实在是够苦的。”我们敬畏杨绛先生，是敬畏她苦中作乐的处世态度。从干校回来八年后，杨绛先生动笔写了《干校六记》。她笔下的干校，无一句呼天抢地的控诉，无一句阴郁深重的怨恨，竟是一片温情。平静的寄望，温暖的相会，般般件件皆是寻常，就这么淡淡地道来一个年代的荒谬与残酷。

当每个人都在渴望命运的波澜，杨绛先生却说世界是自己的，与他人毫无关系。精神贵族的没落与淡泊自在的“名士气”的缺失，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症候。而杨绛先生恰是这个喧嚣躁动的时代里，一个温润的慰藉。

杨溪

北京商报评论员

责任编辑：王诗文

文章来源：http://www.bbtnews.com.cn/2016/0526/149473.s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