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部制的集权与分权

大部制时隔五年再度开闸。中央部委里最后一个计划经济色彩浓厚的铁道部实现了政企分开，政出多门的食品安全监管有了统一的“婆婆”，卫生和计划生育得到整合，纸媒和电视的发展集中在一起，能源和海洋利益的日趋重要使得这两个部门得以重新组建。

数量的简单加减并不是大部制改革的重点，重点是向市场、社会以及地方放权，减少对微观事务的干预。

从昨日公布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可以看出，那些部门合并裁撤整合重建只是改变的表象，真正的改革在于表象背后的本质，转变政府职能。仅从字数上推论，就知道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的权重相当。在部门之间做加减法的同时，还有部门职能的进与退。投资审批、资质资格许可、工商登记等权力要“退”给地方和市场，因职责交叉和分散而导致的监管失位和缺位则要跟“进”。在一定意义上，大部制是个形式，职能转变则是内容。形式好看与否，从来都只能是内容说了算。

因此，大部制不是改革的目的，它是形式。纵观国务院行政机构改革的历史，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。政企分开也好，根据市场经济定位转变政府职能也罢，都是为了这个目的。长期以来，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动态的，而在这动态中，由于政府处于强势地位，市场显得有些被动，“有形之手”变成了“闲不住的手”，抑制了市场的效率，增加了市场的成本和不确定性。改革开放的过程，其实就是政府权力不断从市场和私人领域退却的过程，政府权力专注于提供公务服务和宏观调控，私权力则专注于释放活力和效率。行政体制改革，其实就是在国情下找两者的度。

大部相对于小部的优越性，前提必须是界定政府与市场、社会的关系。大部制并不是一味地集权，而是在集监管权的同时，给市场和社会分权、放权，只有那些市场干不了的，市场失灵的领域，政府的职责才变得清晰和明确，从而实现政府、市场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。如此，大部制的改革才代表了我们行政体制转型的目标方向，即建立服务型的政府。服务型的政府，重在提供公务服务，而不是提供投资建设服务，重在保护市场功能，而不是通过审批和管制为市场功能限速。而所有的这一切又归根到一点，就是政府转变自己的职能。只有将大部制改革放在职能转型的框架下，我们才放心大部制的集权，否则更大的集权背后，有可能是更大更强的寻租空间。

在集权的同时实现分权，让那些影响市场效率、增加企业成本的权力退还给市场，这必须是大部制改革的主旋律，离开了这样主旋律，就难免走音和跑调。只有做好了既要集权亦要分权的辩证法，大部制才是行政机构改革周期性膨胀这个瓶颈的“开瓶器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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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章来源：http://www.bbtnews.com.cn/2013/0311/1617.s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