抵御洪水，从“要我治”到“我要治”

22年后，大洪水再袭中国。

江西鄱阳湖星子站7月12日21时水位为22.62米，突破1998年极值22.52米，目前水势仍呈上涨态势，这标志着我国最大淡水湖水位突破有水文记录以来的历史极值。

疫情警报尚未解除，考验之大可想而知。水利部副部长叶建春表示，6月以来，全国共有433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，33条超历史。我国即将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，当前长江、太湖流域防汛形势依然严峻。

未雨绸缪是最好的办法。早在今年3月，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便曾发出预警，将复工复产与防汛抗洪相提并论，水利部则以超标准洪水的防御预案应对今年防汛。一周前，国务院常务会议围绕防洪减灾、水资源优化配置、水生态保护修复等，研究了今年及后续150项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安排。

每每洪水袭来，水利建设的话题都会陡然升温。而事实上，水利建设如何优化一直是难破的冷门。这其中既与水利建设内在的生态修复短期难以见效、城市管网改造难度极大有关，也有外在投资难问题。无论是公共财政还是引民资，都难以打破项目自身存在的投资大、周期长、见效慢的难题。因此，如何从紧张的财政里腾挪资金，如何让迷茫的民资加入进来都是突破点。

今年汛期后，我国南方多个地区出现了连续暴雨天气，广西、贵州、重庆、四川等地都发生了严重的洪涝灾害。一边是1998年洪水以来持续多年的治理投入，另一边却是年年必至的洪涝灾害。

水利治理不断加码，但大江大河的治理并非朝夕之功。从客观现实看，中国财政水利资金占GDP的比重仍然不高，是缺口也是短板。资金投向上存在重大江大河、大中型项目而轻支流、小型项目的倾向。木桶效应之下，中小河流的治理成为焦点，也是难点。

刨根过往，人与地、人与水、水与地，都存在一定程度的“算计”。以如今危险的湖泊为例，近年来湖泊消失背后开发商绞尽了利益，也裹挟着人们的住房需求。湖泊消失的直接后果便是长江行洪、蓄洪能力的削弱，不断地被动筑堤抗洪成为唯一可行的应急方式。

好在问题逐一被发现，也在督促各方不断合力解决。从建设堤防、护岸、水坝到生态防护理念的重塑，从应急管理部成立整体统筹，到配套的体制机制的完善，当河流治理开始从“要我治”变为“我要治”，积极的变化虽时常显现，但求解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、弥补过往仍然尚需时日。

滔滔江河，抵御洪水是时下的，也是历史的；是政府的，也是市场的；是家乡的，也是全民的。

北京商报评论员 陶凤

责任编辑：段跃

文章来源：http://www.bbtnews.com.cn/2020/0714/360874.shtml